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出现在世界舞台上。13世纪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描绘过这个广袤富饶的国家及其风土人情，他所讲述的故事被集结成书，自称记录了世界上的“奇迹”。这本书即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本名为《世界奇迹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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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从孔夫子到庖丁》 胡司德 著 郭舒佼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今天，我们因为各种复杂多样的原因与中国发生交集，产生兴趣。对于越来越多的学生和专家来说，中国不再是那个典型的“他者”文明，那个无论风俗习惯、还是善恶是非，都与宽泛意义上自我定义为“西方人”所坚守的价值观完全不同的地方。

人员流动的方向在现代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8世纪启蒙运动期间，少数传教士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好奇心；一个世纪之后，一小群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向欧洲讲述了日渐衰落的中华帝国的成就和苦难。这样的日子都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全球的知名大学都在招收和接待才华横溢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中国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跟世界各个角落进行贸易往来。中国的商品、服务和文化深入寻常百姓家，变得可见、可感、可闻。西方的年轻一辈在中小学、大学或夜校里探索中文的奥秘。美食家怀着同样的好奇心品尝中国菜，而面条和北京烤鸭也走向了全世界。

然而，西方的中小学、大学和媒体才刚刚开始向全球感兴趣的公民提供所需要的基础课程，向他们介绍中华文明和中华思维方式的基本轮廓。迄今为止，只有在以下情形中，中国才潜入我们的叙述：中国出现在西方国家的地平线上，或进入20世纪的国际政治，或其经济似乎不可阻挡地与我们联系在了一起。高校体系中教授的哲学仍然是言必称希腊；在诸多课程大纲看来，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似乎并没有宗教信仰。对于那些仍然习惯用“我们”和“他们”来进行跨文化交流的人来说，中国青少年或大学生对“我们”的了解远远多于“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这应该是一个温和的警示。要理解中国，我们需要学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要想描述中国思想是什么，一个好的办法就是说清楚它不是什么。在书中，你会发现，这里鲜有关于人类心灵如何运作的理论反思，也很少有人讨论这个世界之外是否仍有世界或实在。也不会有人告诉你物质如何与精神相联系，真理是什么，或者说是否存在一种叫作思想或知识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这类问题（专业哲学家称之为知识论和本体论）在中国思想家的议程上并没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古汉语中没有与“philosophy”相对应的术语：现代汉语词“哲学”是19世纪后期从日本传入的（最初仅指西方哲学）。

中国的“哲学”一直跟生活息息相关。相比于“生活是什么”，中国思想家更倾向于思考“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而西方哲学和科学则对“是什么”这个问题更加感兴趣。

我们把水定义为H2O。但水同时也是湿的，它会流动，（有时）可以喝，对所有生物的水合作用至关重要。一个脱水而渴望喝水的人不会因为能背出水的分子式而得到什么安慰。而对中国的思想家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解释事物如何“成物”。

对自然界的观察也是一个例子。西方思维想了解的是概述、轮廓、区别性特征，与之相反，中国人观察动植物在意的往往是它们的运动和变化。在描述非人类动物时，生物学通常不是中国哲学大师的主要依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去区分犬和龙，他们只是没有从生理学的角度对物种之间的差异进行长篇论理罢了。

中国古代的思想似乎像在水面上漂浮的油渍：它们在某一时刻凝成一块，随即又被推向不同的方向，形成新的轮廓，直到被打散，或者重新冒泡再次连接成新的油渍。要想较充分地了解形成这一思想图景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借助历史脉络简要回顾某些关键事实、人物和事件或许不无裨益。

中国的思想主要以人为中心，以实践为导向。人类的行为、人性和人类社会的政治构成了故事的主体。在比较不同的哲学传统时，我们很容易迷失在思想家们对生活中永恒问题给出的不同答案中。但了解一种文化更有效的方式，乃是在操心其结果之前，先关注他们提出了哪些问题。在中国，这些问题包括：怎样做一个好人；什么样的人适合治理和领导他人；我们如何创造社会秩序；过去的传统如何影响当下；我们能从前人身上学到什么；什么样的战略能使我们战胜敌人和对手；我们如何说服他人；积极投身社会事务会让你的生活更充实吗，还是说，从社会中彻底抽身更好？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本书的主人公——很少为了学术论辩本身而展开学术论辩。他们提出的大多数思想结晶都是为了指导生活、经验和实践。他们讨论如何生活，如何更好地工作，如何与世界和谐相处。他们把生活经验置于理论知识之上，他们的教导涉及整个人的方方面面，包括理智与情感。这就是为什么学习研究这些思想家不仅有历史价值，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原标题：“这应该是一个温和的警示”）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胡司德(作者为著名汉学家，剑桥大学李约瑟中国历史、科学与文明讲席教授，克莱尔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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